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·薄荷实验，年7月出版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桥上发问辩论之对象只是一河之鱼，而在工业化、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，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们不妨以三文鱼为考察对象，放眼世界：年，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又创历史新高，消费量占到水产总消费量的52%。鲑科鱼类已经成为世界第九大养殖经济鱼种，挪威三文鱼养殖更是占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（FAO,TheSateofWorldFisheriesandAquaculture:SustainabilityinAction,Rome,,pp.30,32.）复观中国：年，第一条挪威三文鱼进入中国后，国内养殖三文鱼行业开始快速发展。年至年间，中国的冰鲜三文鱼进口量从吨提升至8万吨，复合增长率达20%。（沈基文：《增长强劲，中国三文鱼消费时代来临》，《海洋与渔业》，年第9期，第21-22页）自年《生食三文鱼行业标准》（GB）出台后，中国的三文鱼养殖规模和消费市场加速扩大。目前，在中国百姓的餐桌上，三文鱼已经从“舶来品”日渐变成“家常菜”。总体来看，三文鱼不再仅仅是人类观赏和食用的对象，它还成了养殖领域产业工人的劳动对象、市场领域中的流通商品、大众印象中科学知识的物质载体。三文鱼作为一种自然生物，被赋予了更多的经济价值、信息价值和文化价值。我们可以进一步说，在当今时代，人类与鱼类的关系发生了深度的重构，二者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在一起。鱼类的大规模产业化养殖，养殖鱼类与野生鱼类的混杂交配，使得人类与鱼类的关系，超越了传统饮食行为式的“捕食”与“被捕食”的“单向度关联”，而是跨越渔业产业链、海洋运输、数据分析、生态修复和生态伦理多学科参与的具有多维度“复杂性关联”。如此说来，在当下，我们又该如何讨论“鱼之乐”的问题呢？人类与鱼类之间的关系，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考空间呢？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玛丽安·伊丽莎白·利恩教授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与思考。利恩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背景下食物及营养物的生产、消费和市场问题。近年来，她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至外来物种和大西洋鲑鱼养殖问题，研究的区域涉及挪威、北欧、芬兰沿海、澳大利亚本土及塔斯马尼亚岛多地。利恩教授此前已经出版了三部英文学术专著，分别为：《野生驯化：多物种关系的政治和实践》（DomesticationGoneWild:PoliticsandPracticesofMultispeciesRelations）《食物的政治》(ThePoliticsofFood)，《市场和现代性》（MarketingandModernity）。利恩教授的新作是《成为三文鱼：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》。这部著作已于年刊印付梓，发行后广受外文读者好评。上海海洋大学的张雯老师将这部著作译为中文，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年5月出版发行。《野生驯化：多物种关系的政治和实践》、《食物的政治》、《市场和现代性》阅读这部著作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利恩借助人类与鱼类视角的“双重转换”，重新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“驯化”行为。具体来看，其从人类学的角度探索挖掘“鱼类感受”与“双向驯化”的问题。如同其他类似研究一样，利恩擅长从人类的视角观察三文鱼养殖。无论是养殖工人的岗前培训，还是电击式杀鱼，抑或是定期清理死鱼，都是人类与三文鱼在日复一日的互相陪伴之中，尝试理解三文鱼习性的实践活动。利恩进一步揣测“鱼之心”，尝试从鱼类的视角出发，观察人类照顾鱼类的种种行动。养殖者通过鱼的食量、死亡量的管控，猜测鱼类的真正诉求。当饲料投放量不适当，导致死鱼数量增加之时，鱼类也同时“表达”对人类饲养的“不满”。利恩进一步指出，三文鱼一定需求一种新的生存环境：在这里，养殖者不是流水线形式地养殖，而鱼的诉求也可以真正被考虑进去，改进养殖工艺流程。（《成为三文鱼》，第页）在“从鱼看人”和“从人看鱼”的视角的转换中，利恩为“驯化”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，实现了逻辑的自洽。“驯化”不应仅仅是人类对另一个物种征服与驯养的“功劳簿”，而应该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交流互动的“同学录”。人类与其他物种在交流中满足彼此的“利益诉求”从而实现双方的“合作共赢”。三文鱼如此，其他生物亦然。正是由于“驯化”的实践，人类才开始真正从自己的角度思考、理解和照料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，这亦是人与自然在双向驯化中建立的情感关联。正是在“人鱼互动”的视角转换中，利恩找寻到一种深刻的、“去人类中心化”的同理心：人类应该摒弃主宰控制者的角色，选择平等沟通者的角色，重新定位自身与其他生物的关系。就像本书的标题“成为三文鱼”一样，省略的主语，正是作者和阅读本书的你我。人类通过“驯化”的实践，选择“成为三文鱼”的视角，进而理解自然世界，就是该书最大的隐喻。当然，利恩在视角转换方面的探索也确实存在问题，无法完全跳脱传统“鱼乐之辨”的悖论。利恩所提出的“鱼类福利”，是三文鱼真正的诉求吗？建立在“鱼类福利”基础上的“鱼类视角”，是三文鱼真正看待世界的方式吗？人类能否发现“真正的鱼类视角”？在“人类视角”与“人类所理解的鱼类视角”的切换中，人类能否发现并满足鱼类的真正诉求？作为人类的我们，尚不足以跨越物种界限，给出圆满的回答。因此，我们仿佛可以为该书所展现的“驯化即是人类与鱼类之间的协同合作”倾向做出些许补足：驯化之前，双方物种并不足以理解对方；驯化，成为了人类主动寻求理解其他生物的尝试，即便这种理解是浅层次的、充满猜测和臆断的，即便实现物种间的准确交流难于上青天，但它毕竟成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彼此沟通的一种“特殊语言”。透过双向互动视角，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该书的核心观点：“驯化”是一种双向的互动，是人类和非人生物相互进入并影响彼此的复杂关系。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：其一，驯化是双向的。（《成为三文鱼》，第12页）传统的观点认为，驯化是单向的，即人类对某物种的绝对性控制和操纵。然而，人与其他生物在驯化中实现的互惠性，动物自身的主体能动性，都被学者们排除在外了。与利恩相似，很多学者对此都持有批判态度。在尤瓦尔·赫拉利的笔下，人类驯化植物的同时，植物也驯化了人。人类为了小麦的茁壮成长，发展定居农业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态。（[以]尤瓦尔·赫拉利：《人类简史》，林俊宏译，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年版，第79页）艾丽丝·罗伯茨的例子同样有趣：动物被人类驯化，人类也体现了动物的特征。人类驯化狗，狗丧失了狼性，更加温顺；而人的下颌和牙齿变小，更不擅于撕咬，暴力性同样降低。（[美]艾丽丝·罗伯茨：《驯化：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》，读者出版社，年版，第页）利恩的观点，实际是对尤瓦尔和艾丽丝等观点的佐证和呼应。其二，驯化的实质，是“跨越物种界限的关系丛”。（《成为三文鱼》，第8页）换言之，驯化不只是影响该物种本身，也不只影响人与该物种的关系，而是促成了这片生态景观中多物种关系的彻底改变。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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